山东有一万名基层干部为什么省议会以他为例

山东有一万名基层干部为什么省议会以他为例

分配到荣成临时岗位的山东省干部发现基层协调员太多,有7800多人,每年财政补贴2000多万元。对此,项容市委提出了整合建议。

7月11日,在山东省“万名基层干部”动员部署会议上,这位临时干部的事迹被介绍给了将要深入基层的干部。

大众日报(Dazhong Daily),一名新升级的大众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位临时干部,张晓麟,于2017年10月从省委政法委调任荣成市委副书记,主要负责环保。盛夏,记者去荣成采访张晓麟。他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在基层受洗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的同志的冷静和技巧,探索了一个普通临时干部自觉地把思想付诸实践,把实践转化为认识的心理过程。

张晓麟说一开始主管环境保护很难,但当他进入环境保护时,他发现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从“决策”到“实践”的工作必须注意重点和难点.

当张晓麟第一次到达基层时,他像成千上万的临时干部一样,雄心勃勃,决心全力以赴。然而,我也不清楚该怎么办。张晓麟回忆说,当他负责环境保护时,他当时“半冷”,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仍然服从组织的分配。

山东有一万名基层干部。为什么省议会以他为例?

张晓麟发现,2017年荣成市有376家企业被列为“分散污染”。作为一个沿海城市,这是出乎意料的。在“治理”问题上,有“两断三清”(即断水断电;明确的原材料、明确的设备、明确的产品)标准,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新生产的新设备还是旧的废锅炉,从a地移到b地都是“明确的”,否则就可能成为“虚假整改”或“责任追究”的依据。企业说,“你叫我死,你必须叫我再花一笔钱!”这就是现实。

注重实施,基层工作非常繁忙,导致“协调员”越来越多。2017年,全市共有13类助理7845人,工资2839.74万元,但一年内提供的有效信息不到20条。张晓麟说,在全市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除了某些类型的协调员的作用外,大多数工作效率不高。“这些钱值吗?”他问自己。

例如,“共同管理者”之一的环保电网团队的建设起初并不令人满意,但政府勇敢地面对问题,寻求改革之路。2018年6月,荣成市采用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模式整合“协调员”团队。据统计,仅环境网格成员就从1000多人减少到了159人,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收到了200多条重要线索,工作效率足足提高了10倍以上。

基层干部的“问责”是一个硬核话题。事实上,随着基层“问责制”的“量变”,带来了“效率”的“质变”。张晓麟说,有些同志害怕承担责任,不能放下工作,反而限制了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自上而下有不同的观点。荣成也觉得,如果他不“追究自己的责任”,他可能会“负债”。然而,如果他过于频繁地“追究自己的责任”,他可能会变得“自寻烦恼”。干部们也在意识形态上挣扎。

在张晓麟看来,作为一个上级机关,在做决策时,它应该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否则它会使以下情况无助而难以实施。例如,在执行“打破两种制度,解决三个问题”的决定时,我们必须善于打破共同的问题,找出它们的针对性,以防止上一个和下一个的执行,最终导致政策不匹配和“一刀切”。因此,作为一名官员

污染控制中的“停电”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张晓麟说,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电力部门不配合“两剪三清理”的“停电”,因为从国家有关部门到荣成市,都明确要求对“散脏”企业实施“两剪三清理”,但为什么电力部门不实施呢?她非常生气,拿出一堆文件说,“电力部门也有规定,除非有重大安全风险,否则不能切断电源。如果强行断电,用户不仅会拒绝支付电费,还会向我们投诉!””政策解释中仍然有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张晓麟说,“不养殖”是指“不养殖”,是政府对某一地区实施的环境控制措施。一个镇上的一些农民对政府的补偿政策和评估结果不满意,因为他们不了解相关政策,把“禁养”误认为“拆迁”。因此,他们与30多名农民共同起诉政府,并进行了几轮行政复议和诉讼。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两年了,政府仍处于被告席上。

对此,张晓麟感到遗憾的是,作为一名官员,不能仅凭想象来判断一个具体问题的简单性和复杂性。例如,在“停电”问题上,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只要环保部门有要求,它可以不顾其他部门的规定,走自己的路。必须事先进行协调、沟通和达成共识。另一个例子是“惩罚”问题。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如果发现问题,警察可以“逮捕”人。还必须根据“转移”情况决定是否“惩罚”。因此,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然而,一个看似复杂的事件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你按照法律解决它。

由此可见,在基层执法时仅仅了解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在法律的实际应用中,有意识地消除自我假设也是必要的。在从“法制”思维向“法治”思维的飞跃中,应实现从“控制”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变,真正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张晓麟说,当你来到基层,你必须融入城市,欣赏城市“口号”背后的艰辛和努力,

“自由呼吸,自由繁荣”这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口号。张晓麟说他听够了这句话,每次听的时候都忍不住深呼吸。也正因为如此,荣成人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国家文明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的神话。这也充满了荣成仁的奉献精神,他以身为基层环保干部而自豪。

“为人民做个好酒保。”在荣成,每个人都喜欢说这句话,张晓麟说,他们认为只有当服务真正到位,群众的心,他们才能不被视为“官员”,他们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也试着在投入工作前给冰冷的政策和法规一定的温度。我还试图用“群众观点”从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做事。我真的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让‘长江以北第一虎’的精神在这一代光荣的成年人身上用鲜血复活。”荣大人的这种“霸气”源于他们——“长江以北第一虎”的美誉。张晓麟说,在他们看来,虽然过去的荣誉已经成为“目标”,但那些努力成为落实新发展观先锋的人的精神和精力是不能丧失的。受此影响,他们的目标早已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的“精力和活力”也早已成为他们的激情和动力。

仔细数这些充满激情的话。张晓麟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不知不觉地与当地人走到了一起。在他的血液里,他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充满荣誉,愿意付出,勇敢奋斗,敢于成为第一。他没有理由不考虑前进。

选拔基层干部是山东省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干部下台后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关注哪里?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张晓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你可能只是基层的“劳动力”,但基层并不缺少这一点。基层缺少的是善于通过观察和思考传递上面的“决定”和下面的“真理”的人。通过他们的相互传递,基层经验最终会得到推广,问题会得到解决,上级的决策会更加准确和有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省委传递一个合格的答案!

大连兑现1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奖励资金

大连兑现1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奖励资金

本报记者杨丽娟报道称,埃森哲的业务发展迅速,获得了1219万元的资金支持。心脏病国际有限公司医学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及应用示范项目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支持资金672.9万元.近日,大连市政府召开了2019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会议和政策实施会议,兑现了55家企业1亿元奖励资金。

为了引导和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增加投资,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加快软件产业从“大连服务”向“大连创造”的转变,2018年大连市制定了5个方面的12项具体扶持政策,包括支持创新应用和产业化推广、企业发展壮大,并设立了总额1亿元的软件和信息服务发展专项基金。

该政策的实施涉及创新、人才、市场推广、税收贡献等支持层面,解决了R&D企业投资、降低成本、留住高端人才的难题。这项政策覆盖面很广。政策支持目标突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关键方向,如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物联网、大数据等。被支持的企业和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示范带动作用。智能联网汽车、无人地面车辆、足迹识别、互联网医疗等项目。企业开发的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本次获奖的55家公司中,2018年软件销售收入超过120亿元,从业人员5.1万人,公司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总额为5.08亿元。研发项目支持资金2100万元,带动企业研发投资2.08亿元。增长激励资金到位1922万元,17家被支持企业2018年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2.21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亿元。

据报道,大连计划到2028年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3000亿元。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使大连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软件城市。

新民市今年新增项目42亿元

新民市今年新增项目42亿元

(沈宝荣记者张静《沈阳日报》)12月10日,记者获悉,自今年以来,新民市已签署42个新项目,价值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20%,总投资365.6326亿元,同比增长17%。有38个新注册的公司项目。新民市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全面升级,不断完善。

今年以来,新民市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更加注重项目质量,重点发展重点产业,突出吸引1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特别是龙头项目。截至目前,造纸包装印刷行业新增签约项目8个,总投资29.487亿元。生物医学和医疗器械行业已签署7个新项目,总投资8.43亿元。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已签署10个新项目,总投资26,855亿元。汽车零部件行业已签署7个项目,总投资8.6亿元。注册两个国内500强项目。

下一步,新民市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方针,注重招商信息、资源统筹、优惠政策、招商评估等方面,不断提高招商引资的整体水平和成效。

北京-沈阳对口合作已实施266个工业项目

北京-沈阳对口合作已实施266个工业项目

本报记者金晓玲报道,在过去三年的京沈对口合作中,京沈突出创新合作和产业深度融合,共同推进产用结合、产需对接、产业链上下游市场化整合。迄今为止,北京与沈阳共实施合作工业项目266个,实际投资172亿元。北京已经成为沈阳国内资本最多的地区。

据了解,在已落地的项目中,北京世界500强企业在沈阳投资31个,中国500强企业和民营500强企业在沈阳投资35个,中关村企业在沈阳投资15个。就行业类别而言,高端设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以及航空、大数据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占40%以上。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力地推动沈阳的经济转型和新旧动能的转化。

依托北京雄厚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资源,沈阳努力优化经营环境,加强市场对接,积极承接北京非资本功能救济和产业溢出,推动优质投资和重大项目集聚沈阳。百度与东软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城市、医疗卫生等关键领域的落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华晨雷诺金杯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电子商务、金融和汽车联网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沈河区与北京乐友、北京万达基金、北京瓦瓦家族签署四边形战略合作协议,整合100个儿童品牌,打造乐友教育城项目,打造中国儿童产业互联网平台。目前,位于于洪区总投资70亿元的“京东亚洲第一”电子商务物流园区项目已经建成,将成为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最大、最完整的供应链管理中心。

在金融、旅游、农业、会展等领域,京沈对口合作充满亮点,成果丰硕。青科研究中心和北京海丰科技与盛京基金城签订合同,共同致力于沈阳现代金融体系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沈阳市将与沈阳经济区的其他城市一道,打造“京沈旅游走廊”的精品线路。沈阳旅游集团分别与第一旅游集团和中国青年旅游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到沈阳的游客人数达到385.58万,消费15.82亿元,同比增长29.2%和114%。

假装贫穷假装贫穷哭泣贫穷“赖贫”背后是什么

假装贫穷假装贫穷哭泣贫穷“赖贫”背后是什么

假装贫穷,假装贫穷,哭泣贫穷?“贫困依赖”的背后是什么?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实施,许多贫困人口和贫困村庄都达到了扶贫标准。然而,在一些地方,存在着扶贫和扶贫的现象。原因是一些穷人和贫困村庄害怕扶贫,不敢脱贫。

“除了种牛和养牛,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担心在被列入扶贫名单后,政府的支持会减少”

“我有孩子,不如政府的金牛卡”。这是半月形记者最近在内蒙古大青山以南的星河县接受采访时听到当地人说的话。这充分反映了贫困家庭对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的赞誉,同时也从侧面表明了他们对扶贫政策的依赖。

目前,星河县康布诺村一秘黄余音正忙着进行新一轮的入户调查,了解去年贫困家庭的扶贫情况和新年发展规划。他说:“大多数贫困家庭都有较强的摆脱贫困的主观愿望,但少数贫困家庭缺乏主观能动性。他们想摆脱贫困,担心摆脱贫困后无法享受优惠政策,宁愿呆在贫困的巢穴里,也不愿回到贫困之中。”

黄余音介绍说,为了了解贫困家庭的心理状况,他专门为贫困家庭设计了一份心理问卷。通过对劳动力、生产资料、社会关系、个性等方面的分析,他发现一些有工作能力的贫困家庭存在观望心理、依赖心理和“依赖穷人”的倾向。他说:“一些农民隐瞒了他们的生产收入和工资收入,并虚报了支出数额。如果他们不仔细辨认,他们很容易被误导。”

科尔沁右翼阵线旗俄罗斯镇花双村,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距康布诺村数千英里,也有“依靠穷人”的贫困户现象。市委书记王文清告诉记者:“一些贫困农民有‘越穷越好’的心态。他们故意隐瞒收入,夸大外债数额,竞相假装贫穷,假装贫穷,大声呼吁贫穷,以便与穷人分享扶贫的好处。”

记者现场查看了村里的扶贫文件,发现村民何欢(化名)有一个五口之家。2017年种植业收入3万元,养殖业收入1万元,扶贫红利3500元,农业补贴和生态补偿转移收入9742.9元,总收入53242.9元,生产经营支出6500元,家庭纯收入46742.9元,人均纯收入9348.58元。

当记者找到何欢时,他害羞地说:“我除了种地养牛什么也做不了。我担心当我被列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后,政府的支持会减少,我的收入会下降,所以我总是想哭穷。在村干部入户调查中,我隐瞒了我的牛,谎称我家有3万元外债,希望再享受两年补贴政策。“

根据王文清的说法,通过入户调查、集体研究、村民代表投票等程序,他们最终认定合欢全家的收入水平高于“两忧三保”的标准,脱贫是正常的。

类似的情况表明,虽然一些地方在推进精准扶贫时采取了动态管理和进退措施,但一些享受政策支持的贫困家庭对扶贫政策有很强的心理依赖,导致“依赖贫困”不愿意退出贫困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这些贫困家庭缺乏自我发展的信心。

“保姆式”扶贫将形成“咕噜咕噜能赚钱”的理念

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内蒙古加大了社会保障力度。2017年,中国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敖汉旗新会镇三家梁村的贫困家庭也是如此。2016年,他通过环境卫生公益岗位摆脱了贫困。然而,每次他去他家,他总是说他很穷,无论他在哪里谈论它。他总是认为政府在帮助穷人方面做得不够。辛某告诉记者:“哭的孩子有牛奶吃!国家扶贫政策是如此之好,以至于那些补贴它的人不应该白白地这样做。”

星河县大库联村第一书记孙立军认为,越来越多的底层家庭的胃口与政府和干部“保姆式”扶贫有关,从长远来看,这将形成“打呼噜也收钱”的观念。贫困并不可怕,而是心理贫困。对穷人来说,没有摆脱贫困的雄心,暂时也无法管理任何数量的扶贫政策和资金。

如果行业不发展,贫困村将无法摘下他们的“贫困帽”

在采访中,一些贫困村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愿望:他们不愿意摘下他们的“贫困帽”。原因是没有扶贫产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扶贫缺乏内生动力。即使消除了减贫,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你取消“贫困上限”,回到贫困状态,会怎么样?

王文清说,到目前为止,全村只有8户家庭没有脱贫,贫困发生率为1.8%,低于3%的国家标准,基本上使全村脱贫。但是,当地农牧业基础薄弱,加上市场因素、传统耕作技术、自然条件等限制,使得工业发展困难。因此,他们非常害怕失去扶贫政策的支持,甚至在全村脱贫后也不愿意“摘掉帽子”。

王文清说:“我们村土地贫瘠,主要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家庭与企业的利益联系机制不完善,行业脱贫动力不足,增收渠道少。因此,消除贫困的稳定性不强。我希望我们不要轻率地取消贫困上限。”

记者通过进一步采访了解到,星河县有161个行政村,其中大部分没有集体经济。这些村庄主要依靠扶贫项目进行扶贫投资。他们几乎没有可用的财政资源。如果他们想从事工业项目,他们害怕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他们缺乏减缓贫穷的信心和能力,不愿意取消“贫穷上限”。这种情况在内蒙古的2834个贫困村庄很普遍。

星河县民族团结乡和大孤莲乡也不敢贸然摘“贫困帽”。民族团结乡党委书记王晓军说,工业扶贫是稳定扶贫的根本策略。然而,工业的发展需要增加投资。像我们这样的贫困村庄依靠国家转移支付。他们如何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发展工业?如果这个行业不发展,我们就无法摆脱贫困。

冯军,大孤莲乡党委书记,也说他不敢“摘掉帽子”,因为村里集体经济薄弱。目前,他们的村庄几乎都是集体经济收入为零的“空村”。由于村里的集体没有钱,也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不能保证摆脱贫困。

一些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各级扶贫干部应该摒弃扶贫就是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的错误观念。要重视工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富裕产业,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精神扶贫”,帮助群众摆脱“扶贫等于慈善救济”的误区,营造艰苦奋斗的舆论氛围,使扶贫工作稳定持久。(半月形访谈记者丁旻

所有157人在空难中丧生机上确认八名中国公民

所有157人在空难中丧生机上确认八名中国公民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当地时间3月10日上午,一架载有157人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737-MAX8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根据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官方消息,机上有8名中国公民。目前,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这是继2018年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灾难后的第二起波音737-MAX8飞机事故。

[这架飞机起飞6分钟后坠毁,机上157人遇难]

当地时间3月10日上午8: 38,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302航班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布雷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肯尼亚内罗毕。但是六分钟后,飞机在亚的斯亚贝巴东南62公里处的比肖托附近坠毁。

据国外媒体报道,波音737-MAX8客机载有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乘客来自30多个国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机上没有人。

Flightradar24的数据显示,飞机起飞后显示出突然下降的迹象,随后是一次上拉,然后消失在跟踪屏幕中。

首席执行官泰沃德格布雷马里亚姆(TewoldeGebremariam)在事件发生后抵达现场。他说机长在飞机坠毁前遇到了问题,要求返回。当时,请求获得批准。

据目击者称,事故发生时,现场发生强烈爆炸并引发火灾。

[大使馆八名中国公民启动了应急机制]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官方微博“领事之声”称,埃塞俄比亚航空官员称失事飞机上有八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还发布消息称,大使馆已经启动紧急机制,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保持密切沟通,核实情况,并将做好后续工作。

南方都市报援引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话说,八名中国乘客是五男三女,包括许多游客和中国公司的人员。目前,已确认在中国香港有一名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人员。

中国News.com记者10日还从携程网了解到,该公司已确认此次航班上有一名来自辽宁本溪的携程客户,机票号码显示为“正在使用中”,目前正在尽力与该乘客及其家人联系。携程网已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计划”,并开通了一条特殊救援线。

据报道,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302航班是从中国飞往内罗毕和从中国飞往非洲国家的航班,因此航班时刻表上有许多中国乘客。

除了8名中国公民之外,阿联酋官方宣布的机上乘客包括:18名加拿大人、32名肯尼亚人、9名埃塞俄比亚人、8名意大利人、8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7名法国人、6名埃及人、5名荷兰人、4名印度人、4名斯洛伐克人、3名澳大利亚人、3名瑞典人、2名摩洛哥人、2名西班牙人、2名波兰人和2名以色列人。此外,印度尼西亚、苏丹、也门、挪威、乌干达等11个国家各有一名乘客。另有4名乘客持联合国护照登机。

[波音公司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协助调查]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说,“我们向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哀悼”。10日下午,艾比前往事故现场表示敬意,并要求对事故原因进行全面调查。

作为一家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在事故发生后的声明中说:“我们向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属和亲属表示衷心慰问,并准备协助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团队。波音技术团队将应要求并在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提供技术援助。”

据路透社报道,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将派出一个四人小组协助调查坠机事件。“事件”发生后,阿联酋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发表声明称,将尽一切可能协助应急服务。

目前,阿联酋航空正在核实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信息,并开通了一条热线,为乘客家属提供咨询服务。

据报道,阿联酋航空是一家国有航空公司,在非洲有多条航线。根据该公司的网站,它拥有良好的安全记录和非洲大陆最新的舰队。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最近一次重大事故发生在1月20日

根据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声明,坠毁ET302的飞机是波音737-MAX8。这架坠毁的飞机直到2018年11月才交付给阿联酋航空,只有4个月大。

据悉,这是狮子航空灾难后波音737 MAX的第二起事故。2018年10月29日,一架载有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印度尼西亚波音737-MAX8客机在起飞13分钟后失去联系,随后被证实在西爪哇附近水域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发生时,客机仅交付了一个多月。

据报道,波音737-MAX8要到2017年才会正式投入使用。波音公司表示,该客机比以前的机型“更安静”,更省油。

狮子航空公司坠机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将重新检查波音公司对飞机的安全分析。彭博在2018年11月报道称,飞行监控系统存在缺陷。印度尼西亚官方初步调查报告还显示,飞行数据传感器存在问题,可能会反馈错误数据,导致机长失去对飞机的控制。

2018年11月,波音公司向驾驶737-MAX8的飞行员发布了安全更新,警告说传感器故障可能导致飞机急剧下降。

尽管有缺点,737 MAX仍然是航空公司的热门选择。波音官方网站显示,737 MAX是其历史上销售最快的型号,迄今已收到100名客户承诺的4700份订单。(结束)